主讲/冯哲 策划/问道编辑部  采访者/问道编委张日勃  时间/2009年10月

冯哲 “经典诵读工程”海内外推广者，《经典诵读工程》丛书出版基金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四海孔子书院创办人，中华慈善总会儿童教育顾问，中国老基会“孝基金”秘书长，中华孔子学会理事，汉英对照《大中华文库》全球总发行人。

中国教育无与伦比

从资源和历史的角度来看，在世界范围内，中国的教育资源最丰富，教育实践最深刻，教育体系最完整！我们的教育从内容到方法，都是无与伦比的，它是身心灵一体的。

问道编辑部：《礼记》有云，“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也”；我们也常讲，“志存高远言自豪，腹有诗书气自华”，这些讲的都是教育。而中国现在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教育问题，很多社会问题的根源就是教育这一块没做好。

从过去到现在，教育体制一直在演变。从近代开始，我们学习西方的教育制度，可是西方现在也迷茫！所以，在没有更好的教育模式之前，是否还是先学我们的老祖宗，按照老祖宗的那一套来？

冯哲：对！从资源和历史的角度来看，在世界范围内，中国的教育资源最丰富，教育实践最深刻，教育体系最完整！我们的教育从内容到方法，都是无与伦比的，它是身心灵一体的。这与西方那套知识、逻辑的系统是截然不同的。

我们应该知道，中华民族从生成到发展，一直处在一种超稳定的状态下，极其具有传承性。任何学科知识体系的形成，都得益于这种长期的稳定性。这个和西方的游牧和渔猎是不一样的。

问道编辑部：您说的这个稳定性，是从它结构的各个层面讲的？

冯哲：是从它的地理环境，一直到形成它的人文心理。中华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农耕文明，我们基本上不离土、不离乡。任何一种系统的形成都需要传承性，代代积累，这样才不会浪费。在中国历史上，任何朝代都要记载前朝的历史。这就注定了中华文化是完整的，永不丢失的。

文化的传承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教育的，教育是维系一个民族灵魂不灭、精神不灭的最重要的方式。在教育的传承上，教育资源的积累上，教育方法的锤炼上，我们是最完整的。可是，我们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了文化断层，我们教育的现状不太乐观。这一点需要正视，亟待恢复。尤其是近代这一百年来，西学大盛，中学式微。这既是一次对传统教育模式的冲击，当然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机遇。

问道编辑部：它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在西方学术大放光彩的同时，我们也意识到了东方根性智慧的可贵之处。

冯哲：对！从历史来看，中华文化在这次冲击中，注定要有一次大的飞跃。但在这个飞跃里，必须要按照它一贯的发展脉络，全面地消化西方、解构西方。

从传统教育的旨要上来说，它并不排斥西学。不能一谈国学，潜意识里就把它与西学对立起来。基于这个精神，我们在学国学的同时，也必须要学西学，而且应该把西学学得更好。这样才能体现出国学的包容性和开放性。

问道编辑部：现在的人都开始关注教育问题了。终南山里有一对夫妇，他们自身都很有成就。因为对学校教育不满，所以把小孩带到深山里去，读四书五经。可是，对于现在的教育体制，只有少数人觉悟到了，才会这么去做，大部分人还是不敢去冒这个险。

冯哲：你讲到冒险，我觉得现在是大众在冒险，少数的觉醒者另辟蹊径，走上了一条大道。我们不能以现象论高下，论是非成败。

问道编辑部：现在很多大学生毕业以后，都找不到和自己所学专业对口的工作。学到的理论知识，一辈子可能都用不到。而只要是前途有保障的专业，再生僻都有人去学。这是因为，他毕业后能够生存，能够找到自己的定位。

冯哲：如果能完整地体认国学，从它的义理层面思考的话，就不会在乎这种形式和时代特点。当然，国学里面的儒家讲经世致用，学以致用，那它必须契合现在的时代和社会人心。国学不在于恢复古代的形式，主要还是在义理层面。

我们现在对所谓的成才是缺乏思考的。像我们学的数理化知识，有些人可能一辈子都用不上。但有，它有用的可能！这里面就是一个取舍问题。当然，还有一种惯性思维在作祟。孩子到六岁了，就必须上学。上学就必须要学语文、外语、数学、物理、化学这些知识。这些好像都是约定俗成的、习以为常的。但是很少有家长知道什么学问对孩子有用，怎么样才能为孩子开拓一个比较广阔的人生？

孵育中国文化的资本家

从德行和学问的层面着手。以经学为主轴，这是中国文化的根脉。中国文化中的那些元典，那是一辈子不能忘记的。按照这种规划培养出来的人，他们会成为一批中国文化的资本家，这是很自然的。不过这不是书院培养人才的终极目的。若只是为红尘中的名利而去奋斗，这是比较堕落的。我是希望书院培养的人才最终能够用圣贤的思想去影响世界。首先是能够传播中国文化，向世界说明中国，其次，是能够融通中西，从事文教事业，引领人类朝更和谐的方向发展。

问道编辑部：那么，国学传统教育是要把孩子送向何方，为他做一个怎样的定位？您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蓝图与规划？

冯哲：我个人觉得，教育规划应该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是九年。第一个阶段是从德行和学问的层面着手。以经学为主轴，这是中国文化的根脉。这个是九年当中要一以贯之的。中国文化中的那些元典，那是一辈子不能忘记的，最好是能和自己的生命融合在一起的。

而这第一阶段的九年又要一分为三：第一个三年全时段读经。基本上都是读元典，包括孔孟老庄这些东西，要念一千遍以上。第二个三年，经史合参，这也是中国做学问的传统。有了经学的底子了，再把史学的内容融合进去，互相参合。古人做过的事，讲过的话，都在历史书里。让孩子们去阅读史书，他对经学的理和道，就有了一个运用的参照。第三个三年，就要一直扩展到经史子集，尤其是文学部分。让他们在中国灿烂的文学，在中国的诗词歌赋里自由翱翔，这能增加他们在情感上的相应度。因为第三阶段已经进入少年，必须要发乎情，止乎礼，必须要有一个合理、正向的情感出口。

第一个阶段是以读经为主，做的是人生的底子，固本培元，大部分是基本之学。只要底子丰厚，什么种子，什么因缘只要一碰，马上能生根开花。第二个阶段，要建体开用，这个“体”已经毫无问题了，他会成为同龄人之中，对元典体会最精深的一个群体。这时候，他要和活的人碰撞交流，那就必须要找一些有修、有证、有量的人为他做开解工作，使他能够在论学取友当中去丰富体认。第三个阶段，取精用宏，结合自己的所学、所思、所论、所想去和人打交道，去创业，在做事情的过程中修炼自己，实证圣贤的教化。

问道编辑部：这三个阶段各有侧重。

冯哲：对！第一个十年是吸收；第二个十年就是表达；第三个十年是践行。三个十年形成一个成熟而饱满的文化生命。

问道编辑部：它是在体系之内，还是在体系之外？

冯哲：前两个阶段在体系之内，第三个阶段在体系之外。

按照这种规划培养出来的人，他们有先天的优势，传统文化的底子很深；未来的中国非常需要这样的人，他们是潜力股，很容易进入各个领域，成为各个领域的领军人物；这些人看似是行业上的精英，但他们依然摆脱不了红尘，他们在红尘中立功、立言、立德。

他们会成为一批中国文化的资本家，这是很自然的。不过这不是书院培养人才的终极目的。若只是为红尘中的名利而去奋斗，这是比较堕落的。我是希望书院培养的人才最终能够用圣贤的思想去影响世界。首先是能够传播中国文化，向世界说明中国，其次，是能够融通中西，从事文教事业，引领人类朝更和谐的方向发展。

问道编辑部：在复兴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您正在推动的读经的教育模式，和中国主流的教育模式，和西方教育模式相比，有什么优势？

冯哲：你提到了主流，我认为我从事的就是未来的主流。而且从中国历史来看，这就是主流教育，是一以贯之的。只是这一百年，我们的主流中断了，外来的东西成为了形式上的主流。西学目前在中国是比较泛滥的，这就使我们真正主流的东西变成了隐学。

传统的私学与书院及太学教育模式，传承了中国这两千多年的文化。拿书院来说，书院模式自由而开放，培养出了很多大人物。它只要和中国古代对接，就会有很多的历史资源，能够把本末、先后搞得很清楚。八岁开蒙就教孩子们洒扫应对进退，强调事，不说理；因为他们还没有办法体会。到十几岁之后就是格物致知穷理，它必须建立在认知、理解的基础上，去学习、体证、实践，最后叫证明。古人教育把本末先后搞得很清楚。

问道编辑部：从现在西方发展心理学上讲，它能对接上吗？

冯哲：能！它的优势其实是巨大的。这么好的传统我们如果不去继承，而只是认为这是片面地依赖西方的话，那太可惜了。

但是，并不是说我们恢复传统就要忘却西方，没有！把本末先后搞清楚后，就去吸取西方那套学问。儒家讲志在天下，天下不是中国，它当然包括西方。到现在为止，西方侧重知识技能的教育，依然还是我们所缺乏的。但是我们要建立在一个完整的认知上，不能一学就把自己忘了。

问道编辑部：我们自己的东西，自己不看重，但是韩国和日本却是奉如珍宝。

冯哲：对！这也得益于一些不可思议的因缘。一方面，我们有文化的危机意识；另一方面，我们又要借外来修己。韩国申请了端午祭，中国人这才开始注重自己的传统节日；现在韩国人又申请春节，那我们在春节的时候就更要举国欢腾了。其实，他们可能不一定知道，虽然他们申遗了，但并不代表他们就占取了这个文化资源。而且，从客观上讲，这反而成就了我们。从正向价值判断，这表明中国文化的世纪到来了。我们开始精神抖擞地应对，把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个个码头都建造下来。这就是中国发展的因缘。

再比如说，佛家汉末传入中原，儒家面临冲击。于是，儒生们才开始系统地整理自己的学问。原来他们都是很自由的，田园牧歌式的。可是现在不行了，有了对手，自己就得加快发展。当然，学问一旦形成所谓的系统，大家就会以为这才是儒家，那就是道家。这也是客观上的一个流弊。实际上那些原创的圣人，他们是变动不居的，他们不会局限自己的学问。但是学他的人，却不自觉地分成三教九流了。

传统文化的践行之路

怎么样运用才能让传统文化绽放出自己的魅力，可以让学生不落入迂腐之中？书院怎么样去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我们会和这些小朋友一起进行文化创业的模拟和试验。它既是一个书院，又是一个公益文教创业的孵化器。也可以在这个系统里进行出版、动漫、影视、新媒体等，当然最重要的是从事中国文化的传播与教育，如开办孔子学院等。

问道编辑部：那么，怎么样运用才能让传统文化绽放出自己的魅力，可以让学生不落入迂腐之中？书院怎么样去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冯哲：要解决这个问题，我有个思路，就是文化创业。我们会和这些小朋友一起进行文化创业的模拟和试验。它既是一个书院，又是一个公益文教创业的孵化器。也可以在这个系统里进行出版、动漫、影视、新媒体等，当然最重要的是从事中国文化的传播与教育，如开办孔子学院等。

问道编辑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历史中，致用的关系一直处理得很好，但到了唐以后，这种创造力却越来越衰弱，以致于后来西方文化进入了。针对这一问题，我们怎么样保障他们的创造力？

冯哲：中国人的气象，从宋代以后就开始变弱了。宋朝在遇到外敌入侵的时候，基本上没打过胜仗，最后连皇帝都被人家抢走了。但是宋代的文化却非常灿烂。宋代的诗词、字画、建筑、家具，那都是非常了不得的。但是，为什么国力那么弱呢？

这是因为儒家虽然建立了一套充满人伦纲常的、王道精神支撑的体系，但是发展到宋明时期，儒家的气象和格局却被她自身所形成的学术体系局限了。

问道编辑部：这可能也是儒家的一个矛盾。儒家强调社会性，而它所强调的社会性跟体制却会产生矛盾，这是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美国孩子可以不去上学，只要参加考试就行了，可以在家里以任何方式进行教育，可我们不行。这是一个瓶颈。

冯哲：实际上，从五四到文革，儒学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震荡。我们现在是在当代这个框架下，恢复一些合理的东西。要发扬，得先恢复。恢复之后，还要合乎于当代。因为儒家文化强调生生不息，也讲与时偕行，它也讲整个社会的演进规律，使天道与人心相呼应。

其实，儒家在孔孟时代也没有完整地实施，没有哪一个国君愿意完全地实施它。但是，这并不影响先贤儒生的孜孜以求，那是儒家的真精神。它没有变成主流，但是它一直讲志在天下，情寄庙堂。儒家希望国君用它这一套，好让老百姓生活安宁，丰衣足食，相安无事。只不过，一旦被政治作为工具来利用，就走向了它的反面。

客观上讲，儒家不是专门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它是一个精神文化价值的追求。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家都得修身克己。不是说它的这一套就是为帝王家，是为庙堂打造的。孔子讲，学而优则仕，那个仕是什么？只有成为仕，有那个官位，他才能实施自己的教化。你只有在那个位置上，你才能更好地为大家服务，推行你的一套王道政治，教化民众。

问道编辑部：儒家自古就有深厚的济世情怀。

冯哲：对！但现实往往又是求之不得。所以，儒家文化推崇、强调“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虽然世事也未必常遂人愿，但不能放弃努力，始终要把自己的文化传承、发扬下来，这是儒家的真精神，也是它可敬的一面。

  问道编辑部：这就是先秦发散性、创造性的儒家精神。

冯哲：对！其实从个人感情上说，我很向往那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但是，也许是因为“中了儒家的毒”，这种有为之心又让我志在庙堂，这也就是一种使命感吧！

问道编辑部：使命感有时候是很折腾人的。

冯哲：所以我对孔夫子也是爱恨交加的。一方面，他的想法从来不被当时的国君采纳。但另一方面，他又让人无限佩服。他真是有正气和诚意去匡扶天下。现实社会常常让他处在一种冰火两重天的境地，这个时候就需要常常安慰自己。《论语》讲“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这很值得我们学习。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你志在于道，可却对现在的待遇不满意，有怨气，那你自己都会觉得自己不像一个求道人。是道义在抉择着生命，而不能让利害驱使着生活。

重返中国元典文化

中国有句话，叫返本开新，追本溯源。就像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一样，一定要返回自己文明的起源地，返回到古希腊，从那里再重新出发，从而焕发无限生机与活力。春秋战国是中国文化新的起源点。

问道编辑部：要让国学传统文化大放异彩，得到国人的更多重视和运用，让大家能够认识我们生活当中的诸子百家。

    冯哲：常人都是色相修法，都认为做得大的、快的、新的更好，有钱的更好。其实，对好的界定要有一个认识。有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小而美是挺好的，小国寡民反而是一个很理想的社会形态。像老子讲的那样，吃得好，穿得好，风俗也很好，大家也没有竞争与争斗，那样的社会真是太好了。但是现在的中国深受西方工业化与物本经济的影响，不少中国人好像得了西方文化末端肥大症，常常以西方的模式、话语来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这个是很遗憾的。

问道编辑部：西方的管理模式，是一个急速发展的管理模式。因为它的每一个细节都是按照竞争标准来制定的。而我们是一种小而精的发展模式：实力到了迈过一个坎，再到了就再迈过一个坎。这需要我们东方根性智慧繁衍出来的系统结构。

冯哲：没错，但是我们中国人需要恢复自信力与原创力。否则他就会把西方的表象作为我们奋斗的目标。看似学西方，实则也是背离西方真精神。

问道编辑部：有学者在做中国传统文化梳理的时候说，几千年前的中国文化，是一种元文化。那时候文化没有细分。但那个时候三皇五帝的创造力却很强。他们行而论道，圣人都有发明创造，他们也种地。但是分了阶级以后，他们开始瞧不起种地的人了。同时，可能是为了防止物质的发达影响人的道德，这些发明创造都被排斥了，一直到后来致用的关系出现问题。所以，要做教育的话，得从元典上树立。

冯哲：中国有句话，叫返本开新，追本溯源。就像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一样，一定要返回自己文明的起源地，返回到古希腊，从那里再重新出发，焕发无限的生机与活力。春秋战国是中国文化新的起源点，是一个起承转合的时代，也是西方人所说的轴心时代。在那个时候，东西方同时出现了自己的圣人：中国人有孔孟老庄，西方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后来西方有耶稣基督，南印度有佛陀释迦，佛陀比基督还早五百年。

中国文化是一个极为早熟的文化，是一个早期成熟的文化。自孔子之后的儒家，基本上还是基于对孔子学说的理解、注释与发展，侧重在一个注解的层面，验证的层面。

这一两百年来，欧风美雨使得中国人好像动不动就要弄个新的，求变的心过于迫切。这和西方文化的特质倒是一脉相承的，西方一直在求变。中国文化的成熟是从义理层面讲的，基本上不需要我们再做任何的发明创造，对一个后辈学人，这恰恰是我们的福气。

如果真要具备中国文化真精神，那就应该回复到我们的本源时期。从文化的角度讲，孔子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他承接了尧舜文武周公的心法，述而不作，删诗书、定礼仪，注重整理、归纳、总结，自他而后，又开启中国两千五百年。那时候先秦的气象，真的是百家争鸣，每一派都是高度自由，极具原创性的。只是到了后来，学他的人就不行了，非要把自己局限在一宗一派里，这就没办法大成了。

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

这一百年来，西方的新式教育进入中国。正是因为它太新了，所以注定我们要冒险。如果中国古老的东西是好的，那我们复一复古也没有什么错啊！中国传统文化，一直以来都很注重德性。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德性是要统摄学问的。学问变成智慧，可以驾驭知识，最终变成人的专业技能，这是一个从形而上到形而下的过程，本质是德性、学问，表现是才智、技能。

问道编辑部：您目前倡导的这个教育模式是比较新的。那么，在这种新的模式下如何体现德？

冯哲：实际上我认为自己目前做的这些是中国最古老的东西。这一百年来，西方的新式教育进入中国。正是因为它太新了，所以注定我们要冒险。如果中国古老的东西是好的，那我们复一复古也没有什么错啊！中国传统文化，一直以来都很注重德性。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德性是要统摄学问的。学问变成智慧，可以驾驭知识，最终变成人的专业技能，这是一个从形而上到形而下的过程，本质是德性、学问，表现是才智、技能。

在中国文化系统里，所有德的聚集都是要透过能，你要练成真功夫，需要很多反应。实际上这是一套精密的高技术，只不过自己到达最顶峰的时候，也达到一个超越的状态，而升华、虚化为德。

我们往往不自觉地朝着形而下去发展，从中国历史来看，最泛滥的反而是这些技术、技能、才艺。其实技术到了最高境界，才近乎道。大道并不是说要靠什么很高妙的方法才能获取，它其实就在生活的进退及伦常当中。

问道编辑部：其实我们一直都不是很缺技能，缺的恰恰是系统性。任何学问都要为时代所用，因为时代的进步是不可逆转的。我们在技和德之中，缺失了一点品德。

虽然东方智慧很有外发性，但是它的魅力没有体现出来，要不就是过多地停留在个人的钻研上，要不就是过多地停留在以德召天下的层面上，最后变成了隐士，或者变成了文化的研究者。那么，如何把东方的智慧变成系统的东西？

冯哲：其实，中国的文化是很开阔的，是极其空灵通透的。它的接口很多，是一个宽门的学问。这些知识系统、逻辑系统，在窄门的学问里形成专业技能还可以，可以做得很精微，精致。对一个人来讲，从人的幸福指数和心灵开放度来说，还是中国文化系统能让人全方位体验、享受。但是我们似乎缺乏一个落地的操作系统，和运用这套系统的学问。

问道编辑部：这个根性的东西比较宽泛，但也比较散。而操作应用就是西方擅长的东西。

冯哲：东西方文化是有互补性的，但是不能就此说孰优孰劣。中国人长期农耕，追求个性的自由解放。而西方的游牧、渔猎及贸易生活注定其擅长长途奔袭，它必须要有很好的组织架构，协同配合要做好。但是，中国人不是这样的。

中国人世代住在一个固定的地方，撒一把谷子养活一家人，不需要组织左邻右舍抱成团。虽然从文化的义理上我们也讲“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但在天然的地理环境的发展中，我们不太强调这些人为的组织与系统。从中国文化的主流来讲，农耕文明中个性的自由与解放，和心灵的通透达到了很高的层次。我们道家的这种逍遥，这种上天入海的境界，西方人是不可想象的。但是中国人但凡进入了这个系统，就可以享受其中。中华文化有自己特有的地域、气候、生产方式、居住方式，它是自然形成的。

但是，这也并不是说我们的文化里就没有西方的管理配合。论起管理配合，那蒙古的铁骑用得最好。它的民族特质、生存环境决定了它的发展。如果他们代代延续下去的话，那它也能发展出精细和精密系统性。

脚踩大地眼望星空

中国文化一个很大的特质就是它的王道精神。要有担当，要勇于实践。既有自强不息，又有厚德载物。就像我们过去讲的那样，既要脚踩大地，又要眼望星空。脚踩大地是不脱离实际，笃诚力行，眼望星空是志存长远，理想高悬。

问道编辑部：其实，东西方文明的区别，也可以从中西医间的区别窥见一斑。中医边养，边调，边治，边健身。而西医讲健身，就是去健身房练出肌肉就行了。我们都承认西医对自己有用，但是，在用的过程中，却需要接受中医的理念。否则，一旦西医的理念主宰了我们的思想，就会出很多问题。

冯哲：其实这也是近一百年来形成的一个大众心理的惯性。只要得了大病，潜意识里就相信西医，就会毫不犹豫的选择西医。

所以，我们现在处在一个需要重新界定是非的时期。其实文化还是需要再次启蒙的，不能让实践的表象来左右我们的判断。如果我们在判断是非的时候，不能对事物建立一个正见，那是有问题的。知难行易，要建立正知见是很不容易的。

问道编辑部：是非常不容易！因为现在中国还没有一个特别突出的，因运用传统文化而使自己发展壮大的企业的案例。所以，大家很难认可传统文化是对的，是有用的。

冯哲：我非常同意你的看法。中国传统文化里，儒家讲学以致用、经世致用。任何东西要赢得民众的信任，它是需要做出来的。所以，我希望中国能出现一批文化资本家，他们创业的资本就是基于对中国文化的深刻认知与体验，并具有高度善巧转化的能力。

文化不是门面，不是装饰，它可以让我们安身立命，也可以让我们经邦济世。但是现在我们文化的传承中，安身立命这一块丢了，变成了纯学术、纯学问，更多的是变成了知识。这就远离了生命，远离了生活，我们没有把它转化出来。这一点在我们文化的传承中，是非常可惜的。

问道编辑部：这中间缺了什么呢？

冯哲：缺的就是童子功！这个童子功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学来的，先入为主，终身运用。它还没达到那种不思而得的境界，所以没办法运用自如，目前还是一种借用。所谓文化搭台，经贸唱戏。

实际上，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华民族这样，对西学有这么大的迷恋。但是，同样的，也没有哪个民族像我们这样，把西学变成了自己的血液。这是中国人的一个无意识的开放度。

而对自己的东西，一旦被人点醒，那也是不可阻挡的。现在的国学热，不是政府的号召，完全是自发的，是一种民族自觉，文化的自觉，人心的自觉。

问道编辑部：历史的潮流已经走到这里了。现在已经是一个古为今用、东西结合的大环境了。现在国内的研究国学大部分还停留在术数和理的方面。还没发展到实践方面。

冯哲：对，学国学一定要实践国学。尤其是现在，更应该注重增加实践的力道。

问道编辑部：现在确实是需要大家抱成团的时候！

冯哲：是这样的。中国文化一个很大的特质就是它的王道精神。要有担当，要勇于实践。既有自强不息，又有厚德载物。就像我们过去讲的那样，既要脚踩大地，又要眼望星空。脚踩大地是不脱离实际，笃诚力行，眼望星空是志存长远，理想高悬。

过去有一句讽刺儒生的话，叫“平时静坐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就是说他平常迷恋在坐而论道，没有起而行之，缺乏实践的力度。他只得到了一套圣人学问的躯壳，没有办法得圣人的致用心法。

但是今天，我们正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我们要学会全面消化西学，把他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融会贯通，然后再用中国这套义理来统摄它，形成中国文化儒释道西的新格局。我们的文化是有无限生机和活力的。

现在学传统文化的人，有不少人潜意识里，视自己是社会的弱者，但是他们内在的理想国又非常美丽。应该让大家感受到，在学习传统文化的过程中，自己的内心更加地安定详和，外在更加地丰润华美。这才是一个再次升华绽放的时候。

问道编辑部：对啊！但是我们要给它加上一双翅膀，让它飞得更高，飞得更安全。

冯哲：对！在诸子百家里，我个人认为，主干系统最好是儒家，再以佛老作为两个翅膀。没有翅膀，飞不起来；没有躯干，翅膀无所依从。以儒家为躯干，以佛老为两翼。只有这样，中华文明才能上天入海，飞鹏展翅。

            （本文根据采访录音整理，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