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社会，由于极端个人主义损人利己之风的盛行，我们的生活环境正在遭受各种破坏。那么如何运用中国古典哲学智慧在今天“涤荡邪意，移风易俗”，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也是本文要探讨的主题所在我想也应该是新时代的诸子百家在文化复兴方面所经常思考的问题。我觉得可以从以下两点尽心思考。

四海孔子书院谷雨开耕节祭祀后土山川

首先就是从文化信仰上把天人和谐观念从外在教化达于内心，以发挥化民成俗的作用。儒家尤其重视神道设教对民众的教化。那么，在对自然的合理利用方面就人为的形成一种天人之间的神秘的宗教色彩。这种观念集中体现在敬天法祖的思维，把人对天对自然的敬畏之心用信仰的形式表现出来。先圣先哲把人的来去这种生命哲学做了细致的阐发。古人认为，万物生于天地，人生于父母，天地为万物之父母，人在祭祀祖宗的同时，对天地山川的祭祀便成为宗教信仰的最高形式。

《系辞》：“天地氤氲，万物化醇。”

《黄帝内经》：“天地合气，命之曰人。”

“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

这种天生万物的观念深入人心，就形成了文化信仰的初步构建。然后与之相辅相成的文明礼仪，便可以从心灵上规范人心。如上所说，古人把天地比作人之父母，所祭祀的天地与父母祖宗同列，祭祀祖先同时也要祭祀天地万物，以报答天地父母的生生之德。如《礼记》言：“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

《礼记．礼运》称：“夫礼，必本于天，肴于地，列于鬼神。”

《周礼．春官》记载，周代最高神职大宗伯就“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礼”。

《史记．礼书》也说：“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

《礼记训纂》言：“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载万物，天垂象，取材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也。故教民美报也。”

古人这种“教民美报”的精神用浅显的话说就是，天地父母生养我，我不能仅仅出于个人利益去“恩将仇报”，而是要铭记天地父母之恩，随时规范自己，以期望不能对天地有所伤害。古人为了更好地达到“美报”自然的目的，往往把天地万物神格化和崇高化。

古人把众多的神灵分为天神、人鬼和地祇。天界神灵主要有天神、日神、月神、星神、雷神、雨神和风云诸神。地界神灵主要有社神、山神、水神、石神、火神及动植物诸神，它们源于大地，与人类生存密切相关。中国古代的诸多祭祀活动都是对这些自然之神的敬畏。神格化的天地山川，便有了某种可以神与人相通感的特点，因此，除了要敬畏天道，同时天道也会告知人们，如果违反“天意”，那么天就会降临灾祸给于惩罚。古代统治者对这个两方面的教化功能非常重视，往往在自然灾害发生的情况下，会表现出一些特别的行为。比如君主自我惩罚，带领人民向天地赎罪和祈祷。从中不难看出，古代的这些做法务在加强天人之间的关系，实现天人合一，不仅从物质利用上，而且从心灵信仰上做到物我如一，让人发自内心的发觉到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破坏也就与每个人的利益息息相关，从而在祭祀中无不敬畏。

《礼记》强调：“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也。心怵而奉之。”可以看出，古代的祭祀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功夫上作用不可代替。我们今天虽然可以从理性的角度考虑“敬畏天道”的方法，但在物欲横流的当下，从人的心灵意识寻找突破口，把这种对天地万物的敬畏之心用类似宗教信仰形式确定下来，那么它所起到的社会效益就远远比法律更具魅力。

乔清举先生在论述儒家生态观的时候就提到，在当代中国广泛传播的哲学观念是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而不是与自然和谐共处，更缺乏对自然的敬畏。而祭祀活动则促使人们保持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把人和自然通过神意神秘地结合起来，以起到对自然的保护作用。

守望稻穗——四海孔子书院耕读园内

修己成人

其次，在文明信仰华盖之下，把保护自然细致入微地在人伦道德方面下大功夫，以期望人们由内到外不断修为自我从而推己及物。诸子百家的仁义道德、内圣外王理念同样普及到人类之外的自然。

儒家所说的仁，韩愈后来阐发为博爱。尤其是儒家思想里边，古人把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拓展到对动植物的保护上。孔子直言“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弋不射宿”。孝生于人心，来自于对人、自然物的爱、同情、怜悯之情，是一种出自自然情感的深层次的爱，它能唤起人们的生态良知，从而达到尊敬、爱护自然的目的。

之后孟子也提出人人有恻隐之心，“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董仲舒阐发说：“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以仁？”

郑玄也说：“仁，爱人以及物。”儒家从人伦道义出发推己及物，把这种理念阐发为“德及禽兽”，“泽及草木”，“化及鸟兽”，“顺物性命”，“恩及于土”等等。对于这种伦理道德的实践功夫，儒家更是把个人修为推向了极高的境界。敬畏天道，首先要做到“诚之为贵”。

《中庸》：“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如果一个人不诚，则万万做不到尽性，更不用说与天地相参，于是也就不会与天地如一。故而儒家把诚放在修行的高度，以便可以尽性相参。在《中庸》又说：“诚者非自成而已也，所以成物也。”这也就把自我修为与天地万物紧密结合，君子内圣非仅仅为一己之行，而是能够推己及物，“合外内之道”，与天地相参，与万民同乐。

四海孔子书院师生于雪后开展护鸟行动

到宋代理学时期，张载则更言：“民胞万物。”明确提出了人与自然不可分割的理念。理学提出：“盈覆载之间，无一民一物不被是道之泽，以遂其性。”这些理论使人们通过自修达到“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把天地万物纳入人类的道德哲学体系里来。理学中的心学，直截了当，提出“心外无物，知行合一”。天地一切运动变化皆与我不分，我心即宇宙，宇宙即我心。这种哲学修为的发展可以极大地促进人们由内到外的自发的通感天地，以不失“与天地如一”的境界。

可以看出，古人在协和天人关系上形成了一系列的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处理办法。社会中的人由此而时时能够从善意的角度权衡自我与他者的利益关系。也正是在这种文化氛围的熏陶之下，中国自古以来形成了道义高于私利的价值观。读书人往往以天下为己任，耻于为一己之私而损害他人。（更多文章请关注书院公众号：sihaishuyuan）

（撰稿：辅仁君）